第三章 还债(8)_权力天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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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 还债(8)

  马难生控制不住心头的怒火,严厉地质问道:“吴主任,徐东面的案子何时能解决好?”

  吴主任望着廖克明,希望廖秘书长能帮他解难。廖克明是前任信访办主任兼行署副秘书长,徐东面的情况比吴主任还清楚。还有一个因素,马专员正处在火头上,一触即发。廖克明是秘书长,汇报错了或者话没有说好,马难生不会不给面子。

  廖克明根本就不理睬他。廖克明知道,自己的面子也只有那么大,弄不好照样挨批评。

  无奈之下,吴主任只得硬着头皮讲。他首先问马难生,是要听真话还是听假话。

  这是一句屁话,肯定是真话。也不奇怪,爱听假话的人都自称爱听真话。官场上叶公好龙的人不少。

  得到肯定等于许了他胆。吴主任来劲了,一吐为快,说:“徐东面何时死,他的事就何时了结。”

  死了死了,一死百了。这是自然淘汰法,有这样处理问题的?

  难道很复杂。其实是一件大不了的事。二十一年前,徐东面的独子徐大山发现本队社员盗伐集体林木,便抓住此人。那时候讲阶级斗争,盗窃集体财物轻则批斗重则坐牢。争执中,对方对着徐大山的脑部猛下一扁担,把徐大山打昏。经抢救,命保住了,徐大山从此变成了傻子。按理说,徐大山是保护集体财物光荣负伤,属公伤,公社、大队不仅要报销医药费,发放营养费,还要表彰他的英勇行为。事与愿违,二级机构定性为斗殴。因为大队支书替对方承担了责任,称对方砍树是公差,是他安排的农活。就这样,公说公有理,婆说婆有理;公断不下。调查、协商、妥协,反反复复,一拖再拖,久拖不决,拖到今日还处理不下。徐东面的老婆在这期间去世。时间越长越被动,越难办。当时的环境已失去了意义,但处理这个问题必须结合当时的环境,否则,徐东面不服。久拖不决,只有等徐东面死。只有徐东面死,就没有人提此事。他的傻儿子永远不会告状。所以说,徐东面几时死,此案几时结。

  这是什么逻辑?简直是荒唐。马难生激动了,他说:“我就不相信二十年处理不了一个案子。我们共产党人,八年赶走日本帝国主义,四年打败蒋家王朝,难道这个案子比他们还顽强?”

  他的话铿锵有力,可惜促动不大。麻木了,麻木到针扎进去见不到一滴血。

  不动乌纱帽触动不了人。不怕掉乌纱帽的官员才叫有骨气的官员。现在,不怕掉脑袋的官员有,不怕掉乌纱帽的官员还没有生出来。成克杰、胡长青之流就是这类人。

  “廖秘书长,你把老徐的情况整理成资料给我。处理不好老徐这件事,我、你、他统统辞职。”马难生脸上没有一点表情。

  他,指的是吴主任。

  “马专员,此事处理不好,我主动辞职,不用您撤我的职。”吴主任立即表态。

  不是盲目表态,而是有信心作保证。在信访工作实践中,他摸索出一条规律,只要领导重视,大员上阵,天大的事也能迎刃而解。马专员把自己捆了进来,亲自过问此事,可以肯定地说,不出数日就能彻底解决。

  这就是中国特色。

  古人云:识时务者为俊杰。廖克明跟风表态。

  不是东风不表态。伟人说过,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;廖克明坚信,西风压倒不了东风。

  触景生情。马难生想起14岁那年随母亲到公社革委会上访的情景。那时,他初中刚毕业,没有接到高中录取通知书。母亲马春保拉着他到公社上访,一位分管教育工作的革委会副主任接待他母子俩。母亲说明来意,这位副主任翻开录取档案,脸顿时黑了起来,说:“你心里有数,你儿子的家庭出身是右派;只有贫下中农的子女才能上高中。”马春保辩解道:“我儿子生下来就没有父亲,他是我拉扯大的,跟我姓;我的家庭出身是贫农。”马春保还自豪地说:“我儿子成绩全公社第一,凭什么不录取?”这是事实。有理说不清,那是个唯成份年代,右派的儿子几乎等于右派。在农村,更没有子女跟母亲姓。“你不要横扯。”副主任很不耐烦,说完就要走。到底谁在横扯?母亲拉着副主任的衣服死活不放。儿子一生的前途命运在此一举。每一位母亲都愿为儿子的前途破釜沉舟。副主任的衣服撕破了。他发火了,对着母亲就是一顿拳脚,边打边骂:“你这个右派婆,胆敢在无产阶级司令部甩赖。把你关起来!”母亲仍然不松手,仍是据理力争。出来两个年轻人帮忙,副主任才逃脱。马难生宁可不读高中也不愿让母亲受辱。母亲拉着他的手,一路哭着回家。他从没见过母亲这么伤心。母亲跟他讲起了父亲的故事。他是第一次听到这个故事,第一次知道亲生父亲是大学高才生。父亲你在那儿?这时他渴望见到自己的父亲。从此,他踏上学徒的路,做鲁班的学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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