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三章 还债（7）
一块钱飘到老徐跟前。
污辱人格。怎能这样对待上访的群众？
钱不能不要,状不能不告。徐东面捡起地上的钱仍然不愿离开,嘴里叨个不停：“我要告状。”看得出决心很大。
听了高人指点,他知道来了一位新专员。都说人忒好,肯帮忙。于是,就拦马难生的车。
行署大院的人都认识他。因他经常伸手讨钱,就爱拿他开心。
他告状比机关干部上班还准时。天刚蒙蒙亮就起床,步行至公路旁拦车。他坐车从不给钱,不知是司乘人员怕他还是同情他,反正从来没找他要钱。早上8点,准时到达信访办门口。到了中午12点,他便站在大门口。下班的人从他跟前经过,就能见他伸手乞讨：“给一块钱,我买个馍吃。”这样年复一年,日复一日,二十多年风雨无阻。
“什么事？老人家。”马难生走到徐东面跟前亲切地问道。
没有人这样亲切地称呼他。受惯了嘲弄的人不知道受尊重为何物。他不敢相信马专员在跟他说话。
跟这种人讲客气等于贬低自己？廖克明赶快向马难生解释道：“这个人是神经病,不要理他。”
马难生没有理他,继续问道：“你不是要告状吗？把状纸给我。”
这句话提醒了他。
“状纸不是给你们了？真有味,还找我要。”徐东面喃喃自语。他说得在理,他的状纸二十年前就给了政府。
见马难生犹豫不决的样子,廖克明再次解释道：“不必跟这种人计较……”
马难生瞪了他一眼,目光像两把尖锐的利剑,刺得他心里发怵。
这时,信访办吴主任赶到。他冲着徐东面大声训斥道：“老徐,谁叫你找马专员的？”吴主任比廖克明有号召力。徐东面见到他如老鼠见到猫。
“你又没说不准找马专员。”徐东面辩解地说。看得出他受了委曲。
为什么怕信访办吴主任？有历史渊源。徐东面告了二十年状,跟信访办结下了不解之缘。这种缘分由开始的舌枪唇战,到双方无奈,到超凡脱俗。二十年时间,信访办的领导换了一任又一任,徐东面还是告状的徐东面。他成了信访办的老人,没有人比他更了解信访办。写组织史、地方志还要请教他。这时候是他最得意的时候,有时还翘尾巴不告诉写史的人。信访办的人逐渐忘记了老徐是上访者,老徐也忘记了自己是告状的。一日不到信访办,不仅老徐心里发慌,连信访办的人都觉得缺点什么。老徐听信访办的话,只要信访办的人说一声：“老徐,你明天不要来,明天有省长来视察。”第二天保证见不到老徐的身影。不仅信访办见不到他,整个地委、行署大院乃至城区都见不到他。
告状把人告麻木了,告状把“状”给淡化了。没有这样的告状人,因而大家把他当成神经病。
“还不到信访办去！”吴主任下达指令。
徐东面一声不吭地走了。
马难生很难过。
二十年,人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,老徐也从黑发告成白发。二十年没有解决老徐的问题,说明了什么？说明了我们麻木不仁。我们自称是人民的政府,是为民办事的政府,口头上也经常念：“当官不为民作主,不如回家卖红署”。说的比唱的好听,就是只听楼梯响,不见人下楼。如果还是这样下去,有朝一日,人民不准你政府挂人民两字,就如王清江不准烟草局挂聪江两字一样。怎么办？如果人民跟王清江一样有权威,政府跟烟草局一样闻过即改,那就好办。我们每一位公仆,都必然牢记手中的权力是人民给的,必须牢记我们的政府是人民的政府；都必须努力工作,让人民爱戴政府,永不仇视政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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污辱人格。怎能这样对待上访的群众？
钱不能不要,状不能不告。徐东面捡起地上的钱仍然不愿离开,嘴里叨个不停：“我要告状。”看得出决心很大。
听了高人指点,他知道来了一位新专员。都说人忒好,肯帮忙。于是,就拦马难生的车。
行署大院的人都认识他。因他经常伸手讨钱,就爱拿他开心。
他告状比机关干部上班还准时。天刚蒙蒙亮就起床,步行至公路旁拦车。他坐车从不给钱,不知是司乘人员怕他还是同情他,反正从来没找他要钱。早上8点,准时到达信访办门口。到了中午12点,他便站在大门口。下班的人从他跟前经过,就能见他伸手乞讨：“给一块钱,我买个馍吃。”这样年复一年,日复一日,二十多年风雨无阻。
“什么事？老人家。”马难生走到徐东面跟前亲切地问道。
没有人这样亲切地称呼他。受惯了嘲弄的人不知道受尊重为何物。他不敢相信马专员在跟他说话。
跟这种人讲客气等于贬低自己？廖克明赶快向马难生解释道：“这个人是神经病,不要理他。”
马难生没有理他,继续问道：“你不是要告状吗？把状纸给我。”
这句话提醒了他。
“状纸不是给你们了？真有味,还找我要。”徐东面喃喃自语。他说得在理,他的状纸二十年前就给了政府。
见马难生犹豫不决的样子,廖克明再次解释道：“不必跟这种人计较……”
马难生瞪了他一眼,目光像两把尖锐的利剑,刺得他心里发怵。
这时,信访办吴主任赶到。他冲着徐东面大声训斥道：“老徐,谁叫你找马专员的？”吴主任比廖克明有号召力。徐东面见到他如老鼠见到猫。
“你又没说不准找马专员。”徐东面辩解地说。看得出他受了委曲。
为什么怕信访办吴主任？有历史渊源。徐东面告了二十年状,跟信访办结下了不解之缘。这种缘分由开始的舌枪唇战,到双方无奈,到超凡脱俗。二十年时间,信访办的领导换了一任又一任,徐东面还是告状的徐东面。他成了信访办的老人,没有人比他更了解信访办。写组织史、地方志还要请教他。这时候是他最得意的时候,有时还翘尾巴不告诉写史的人。信访办的人逐渐忘记了老徐是上访者,老徐也忘记了自己是告状的。一日不到信访办,不仅老徐心里发慌,连信访办的人都觉得缺点什么。老徐听信访办的话,只要信访办的人说一声：“老徐,你明天不要来,明天有省长来视察。”第二天保证见不到老徐的身影。不仅信访办见不到他,整个地委、行署大院乃至城区都见不到他。
告状把人告麻木了,告状把“状”给淡化了。没有这样的告状人,因而大家把他当成神经病。
“还不到信访办去！”吴主任下达指令。
徐东面一声不吭地走了。
马难生很难过。
二十年,人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,老徐也从黑发告成白发。二十年没有解决老徐的问题,说明了什么？说明了我们麻木不仁。我们自称是人民的政府,是为民办事的政府,口头上也经常念：“当官不为民作主,不如回家卖红署”。说的比唱的好听,就是只听楼梯响,不见人下楼。如果还是这样下去,有朝一日,人民不准你政府挂人民两字,就如王清江不准烟草局挂聪江两字一样。怎么办？如果人民跟王清江一样有权威,政府跟烟草局一样闻过即改,那就好办。我们每一位公仆,都必然牢记手中的权力是人民给的,必须牢记我们的政府是人民的政府；都必须努力工作,让人民爱戴政府,永不仇视政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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